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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定凱

    李定凱教授評郭梅二人遭起訴案:世道真的變了

    發布時間:2015-09-17 來源:作者:李定凱

    說世道與世治

    ——寫在黃鐘、洪振快訴梅新育、郭松民案開庭之前

     

    李定凱  

     

     

      2013年8月27日,網民張某在新浪微博造謠:“狼牙山五壯士實際上是幾個土八路,當年逃到狼牙山一帶后,用手中的槍欺壓當地村民,致當地村民不滿。后來村民將這5個人的行蹤告訴日軍,又引導這5個人向絕路方向逃跑”,污蔑八路軍和根據地群眾,抹黑抗日英雄,為日寇張目。廣州越秀警方于29日將張某抓獲。經審查,張某承認自己虛構信息、散布謠言的違法事實,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7日。張某不服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區分局對其作出的行政處罰,向廣州市公安局申請行政復議。廣州警方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決定維持處罰決定。張某仍不服,訴至法院要求判決撤銷處罰決定并賠償。2014年2月13日,廣州越秀區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駁回張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時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的洪振快認為:“(廣州)警方如何判定歷史上的事是否是謠言?”并撰寫了《“狼牙山五壯士”的細節分歧》(一下簡稱《細節》),發表于《炎黃春秋》2013年第11期(張某在訴至法院時把洪振快的文章當作證據之一)。該文刻意回避八路軍五壯士在狼牙山阻擊日寇,掩護部隊、八路軍機關和群眾轉移,最后寧死不屈跳崖犧牲、受傷的英雄壯舉,而以種種“細節”、“證據”為名,質疑狼牙山五壯士事跡的真實性,妄圖在讀者中造成“狼牙山五壯士”只不過是一個前后矛盾百出、不能自圓其說的編出來的“故事”的印象,達到顛覆“狼牙山五壯士”這個“被編入小學語文課本并沿用數十年”,“盡人皆知”的“官方版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時從側面為謠言制造者張某辯護。

      學者梅新育看了洪振快的文章,出離憤怒,在微博中斥責道:“《炎黃春秋》的這些編輯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腸啊?打仗的時候都不能拔個蘿卜吃?說這樣的作者和編輯屬狗娘養的是不是太客氣了?”

      退役空軍軍官、著名時評人郭松民支持梅新育的觀點,在轉發梅新育微博時大聲疾呼:“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不動這幫狗娘養的就是笑話!”

      時任《炎黃春秋》的另一個執行主編黃鐘和洪振快對遭到梅、郭的痛斥和痛罵惱羞成怒,以梅新育和郭松民罵他們“狗娘養的”為借口,將梅、郭二人分別訴至豐臺區和海淀區人民法院。

      2014年5月26日,豐臺區人民法院通知梅新育,要給他寄送材料,6月3號開庭。5月28日,郭松民接到海淀區人民法院傳票,通知6月4日開庭。這兩個法院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前一后,很默契。與此同時,洪振快興奮不已,發微博得意洋洋地宣稱:“起訴梅新育、郭松民,終于等來開庭!”“起訴原因為梅、郭二人在微博上公開侮辱,為維護公民受到憲法、民法等保護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個人權利。”“在法治社會,法律確定了每個人行為的底線,任何人都必須守法,沒有逾越法律的特權。”

      大概“6.4”這個時間太敏感,或者主持正義聲援梅、郭的網友勢力太強大,后來豐臺法院和海淀法院又像商量好似的,把預定的開庭取消了。

      將近一年來,人們以為這件事就壽終正寢了。不料,到了今年5月5日,梅新育和郭松民又分別接到豐臺區法院和海淀區法院關于《炎黃春秋》原執行主編黃鐘和洪振快起訴他們侵犯名譽權的開庭通知。該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輿論嘩然。

      拖了將近一年的舊案老賬被重新翻將出來,是因為洪振快、黃鐘堅持起訴,兩個法院不得不重新開庭,還是兩個法院本身堅持“法律至上”、“執法必嚴”,要給原告、被告、案外群眾一個說法?網民不得而知。

      總之,“狗娘養的”四個字已經鬧得滿國風雨,“狼牙山五壯士”的“人格尊嚴”和“個人權利”反倒被淡化了。這真是一樁怪案!  

     

     

      從《細節》事件,筆者深感如今的世道真的變了,變得讓人認不清它的面目,摸不透它的脾氣。

      首先是常理常法已經不管用了,老百姓從早上睜開眼睛到晚上上床打呼,都必須小心翼翼,防止一不小心說了哪句話,做了哪件事,說不定會攤上官司。古往今來,如果一條狗無故咬了人,周圍的人本可以喝退那條狗,或者踢牠一腳,或者竟可撿起磚頭瓦塊木棒之類的物件朝那條狗打將過去。這是千百年來在老百姓看來是約定俗成的天經地義的道理,不需要什么官府的律條許可。如今這一條行不通了。狗咬人可以不究,人罵狗、打狗反倒可能吃官司。廣州的張某造謠,狂犬吠日,褻瀆為抗日而犧牲和受傷的八路軍戰士,受到公安機關的追究和懲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不會站在張某一邊向廣州公安機關叫板??墒恰堆S春秋》和它的執行主編洪振快、黃鐘卻不然,他們竟寫出文章,不惜引用當年“皇軍”的“戰報”做依據,堂而皇之地登出來,為張某鳴冤叫屈。這不是漢奸行為么?洪振快們如此明目張膽地侮辱中國人民的感情,稍有血性的中華兒女怎可忍受?梅新育、郭松民氣憤不過,在微博上罵了他們一句“狗娘養的”,卻被黃鐘、洪振快惡人先告狀告上法庭。法庭不但不認為黃、洪二人是在無理取鬧,拒絕受理,反而一次、再次傳喚梅新育、郭松民到庭受審,真乃為虎作倀也!

      人們從此案還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在勞動和斗爭中長期形成的抑惡揚善的傳統價值觀已經被如今的一幫“法律黨”徹底顛覆了。“走狗”、“狗腿子”、“狗漢奸”、“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狗雜種”、“狗日的”等等詞匯,不僅在老百姓的口頭語言中,而且在更廣泛的政治語言、文學語言、戲曲和電影語言中,都是不乏出現的。善良的人用這些語言貶低、嘲笑、痛斥那些為非作歹,出賣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敗類,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文學作品歷來有“文”、“野”之分,但“文野”之分,不一定就是高下之分,更不是“合法”與“違法”之分。如果《水滸傳》里李逵說的話和吳用說的話一樣文縐縐的,那就不是李逵的性格了。李逵惟其“粗”,讀者才喜歡他。有一種文風叫“嬉笑怒罵”,其中就有一個“罵”字。正是有了對壞人壞事的“罵”,“罵”得壞人壞事抬不起頭來,善良的人們感情愿望的表達才能充分,社會良序公德才能建立起來。從邏輯上說,人們罵壞人為“狗”不為過,壞人是從他娘肚子里生出來的,那么對壞人罵一句“狗娘養的”也說得通。梅新育、郭松民出于維護抗日英雄的名譽,伸張中國人民的正義,罵了《細節》作者和編輯們一句“狗娘養的”,怎么說也算不上犯法吧,犯得上豐臺法院和海淀法院興師動眾,非要啟動法律公器,傳喚梅、郭二人對簿公堂不可嗎?

      《細節》事件還反映如今世道的另一種變化,就是文痞和訟棍合二為一。文痞和訟棍,歷史上早已有之。不過過去的反動文人、文化流氓多活躍在文化領域,用筆墨為主子效勞,有的人還自視“清高”,自命“清流”,表面上和官家要有所區隔。訟棍的形象更糟糕,那是一批利用律法和公堂謀財害命的惡棍,就是文痞也要避之唯恐不及的。大約九十年前,中國文壇上有一個“新月派”,其中一個首領叫梁實秋,他在文學上反對階級論,主張超階級的人性論,對美英帝國主義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當時主張文學階級性的馮乃超先生寫文章稱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并沒有因為馮乃超罵他是“資本家的走狗”而想到自己的“人格尊嚴”、“個人權利”受到侵犯去把馮乃超告上法庭,而是寫了“我不生氣”的文章進行反辯,至少顯示他名教授的“氣度”。接著魯迅先生根據梁實秋的文章又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在梁實秋的“資本家的走狗”名號上,進一步加上了“喪家的”和“乏”兩個定語。梁實秋也沒有把魯迅告上法庭。那時不同陣營的文人們就是這樣打筆墨官司。如今世道變了!《炎黃春秋》洪振快、黃鐘這些文痞們,顛倒歷史、反毛反共反人民、替造謠者打掩護心虛氣短,一旦遭到正義人士的迎頭痛擊就氣急敗壞,一紙訴狀就告人家“違法”,立馬搖身一變從“公知”變成了訟棍,好像法律就是他們的護身符。令人不解的是,如此文痞和訟棍的巧妙結合,時常還能收到奇效——經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贏了官司,既在道義上洗白了自己,又把論敵置于“違法”境地,如此這般,何樂而不為!  

     

     

      豐臺法院和海淀法院受理黃鐘和洪振快的訴狀,往好里猜測,可能是想推動法治社會的建設,確保社會的秩序、紀律和穩定,不讓諸如“狗娘養的”一類“粗話”在社會上流行,破壞社會“和諧”。其實,此乃大謬也!

      治世之首要者,當行大“道”。共產黨的大“道”是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的大多數——工人、農民、其他一切勞動者(包括勞動知識分子)、人民子弟兵服務。行共產黨的大“道“,就要維護共產黨的“道統”——維護曾經遵循的革命理論、過往的革命歷史、走過的革命道路、形成的革命傳統等等,總之,是要維護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如果執法機關不去行這樣的大道,行不好這樣的大道,只去關注如何管住民眾的嘴不許罵人,豈非舍本而求末?

      《炎黃春秋》是干什么的?“看他的過去,就知道他的現在;看他的過去和現在,就知道他的將來。”《炎黃春秋》副主編徐慶全說的很透徹:“我們雜志是有理論高度的——立宗確旨,悉為解構當局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也就是說,它是跟共產黨的傳統意識形態對著干的。長期以來,《炎黃春秋》采取傳播謠言、歪曲事實、斷章取義、混淆是非等各種惡劣手段,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的英勇革命和艱苦建設的歷史大搞虛無主義,宣揚資產階級的價值觀,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遭到了愛國、愛民、愛黨人士的嚴厲批判。這個事實,舉國皆知?!都毠潯芬晃?,就是《炎黃春秋》的黃鐘、洪振快們大搞上述歷史虛無主義一個具體行動。豐臺法院、海淀法院的辦案人員在接手處理黃鐘、洪振快的訴狀時,有沒有研究和思考過他們和《炎黃春秋》的上述背景?人民法院是堅決反對和抵制他們解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還是支持和縱容他們這么干?這是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依法辦案,還是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枉法辦案的原則問題。

      治世之道還要講公平。洪振快在通篇《細節》中,對狼牙山五壯士為國捐軀、流血負傷的英雄行為沒有一句主動的褒揚話,而是從頭到尾提出“在何處跳崖”——在棋盤陀頂峰還是棋盤陀頂峰附近的一個山包上,崖的高度是“萬丈”還是“二十丈”,“跳崖是怎么跳的”——是縱身向下跳還是順著崖壁溜,五壯士斃傷了多少敵人——八路軍公布的數字與“日方提供的數字則不太一樣”,“‘五壯士’是否拔了群眾的蘿卜”等等問題,形式好像在求證,實質則是在散布對狼牙山五壯士事跡的懷疑。如果說讀者梅新育、郭松民在看了《細節》之后,罵了《細節》的作者和編輯屬“狗娘養的”,侮辱了洪、黃二人的“人格尊嚴”和侵犯了他們的“個人權利”而要負“法律”責任,那么,洪、黃二人在一個全國發行、有國際影響的刊物上散布對狼牙上五壯士事跡的懷疑,為國捐軀的八路軍班長馬寶玉、戰士胡德林、胡福才,為國負傷的副班長葛振林、戰士宋學義的“人格尊嚴”和“個人權利”要不要保護?洪振快和黃鐘要不要對損害五壯士的“人格尊嚴”和“個人權利”負法律責任?  

     

     

      豐臺區法院和海淀區法院受理黃鐘、洪振快訴梅新育、郭松民兩案開庭在即,庭審結果如何判決,筆者無法預測,也不想猜測。

      多年來,那些在網絡和講壇上大肆咒罵和污蔑人民領袖毛澤東,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反動分子,如茅于軾、袁騰飛之流,盡管受到廣大革命群眾的批判和起訴,可是沒有哪個“人民法院”給他們發過一張傳票,動過他們一根毫毛。相反,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在微博上罵了亂批陸游詩“格律不對”的大學生關凱元是“漢奸”,被關凱元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告到海淀法院。2013年5月,海淀區法院判孔慶東敗訴,公開道歉并賠償(關凱元)精神撫慰金200元、給付公證費1000元。關凱元評論說:這“是給極左的一個打擊”。

      另一方面,南京廣播電視臺主持人吳曉平在《聽我韶韶》欄目中公開對聽觀眾說:“孔慶東今天之所以在全國有一些名氣,完全是靠罵人罵出來的。”“(孔慶東)是教授,還是野獸,到底是教授還是野獸?”吳曉平誣稱孔慶東的名氣“完全是靠罵人罵出來的”顯然不合事實??捉淌诘拿麣猱斎皇强克膶W問和人品建立起來的,因為有他寫的書和文章為證,有北京大學中文系師生對他的教學科研水準的評價為證。吳曉平指孔慶東是“叫獸”是不是罵人?孔慶東向海淀區法院訴吳曉平侵權。2014年12月,海淀區法院一審駁回了孔慶東的訴訟請求,就是說海淀區法院認可吳曉平利用南京廣播電視臺這個公共宣傳機器對孔慶東進行惡意貶低和漫罵??讘c東不服海淀區法院的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年5月初,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了孔慶東的上訴。該法院認為:從字義上及結合整個節目來看,“野獸”一詞,正是表達對孔慶東作為知名教授公開發表一些公眾認為欠缺理性認知并且話語粗俗與身份不符的質疑。“這是對教師道德素養以及高等教育現狀擔憂的強烈表露,而非對某個個人的人格尊嚴的惡意侵犯。”

      在我看來,同樣性質的兩個案子,關凱元告孔慶東勝訴,孔慶東告吳曉平敗訴。兩相比較,令人深思。這兩個案子的判決,都是在以“法律”的名義打擊孔慶東。為什么?還是關凱元說到了點子上:這“是給極左的一個打擊”。

      豐臺區法院、海淀區法院傳喚梅新育、郭松民到庭受審,是不是也要“給極左的一個打擊”呢?

      總之,我對現在的“法律”、“法院”之類的詞匯是缺乏信心的,只能以“拭目以待”四個字結束這篇文字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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