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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黃河文明》內容和出版簡介

    發布時間:2015-09-17 來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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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黃河文明》從近年華夏考古、自然環境、黃河人文、黃河科技的最新發現與研究成果出發,通俗、扼要、客觀地向熱衷于探討黃河文明的朋友,從歷史自然和人文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介紹了有關史實和成果,以及相關趣聞軼事;諸如:黃河的生成、黃河的自然環境,古人類與黃河一起成長;流域文明之初、人文起源與黃河,華夏民族的形成、大一統國家和王朝興衰、黃河經濟文化從繁盛走向衰??;黃河流域的聚落、城市和都邑,漢字文化和黃河藝術;黃河流域的古代科學技術,黃河流域水利文化。
     
    《走近黃河文明》圖文并茂,內容深入淺出,適合對于黃河與中華民族歷史、社會、考古、環境、自然與人文地理、漢語漢字文化、科技與水利文化、流域旅游文化等等有興趣的海內外讀者和研究者參閱,適合于大中學校師生作為第二課堂文化知識參考讀物。
     
    《走近黃河文明》創作具有三大特點:從黃河文明與流域自然環境的關系來認識文明的發生與發展;作者親自到黃河中下游考察自然與人文地理,讀千卷書,行萬里路,有自己的獨特感悟;盡可能地借鑒了近2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是最新的考古與研究成果。作者一生中最美好的幾十年就在黃河邊生活,曾多年探討黃河的自然歷史、黃河人和這條大河依戀與沖突的過程,也通過了解黃河的人文歷史,對中華民族歷史有了一定了解。但作者真正體驗黃河文化,卻還是在帶著寫作的目的去認知她的時候。
     
    據悉,這本書本來是作者應黃河流域的某官方出版社《世界文明搖籃》叢書計劃之邀寫的。出版社已按計劃陸續出版了國外的幾條大河文明的書籍,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放到了最后一批。從2005年春節前開始,按照策劃者的大綱和合同要求,作者按時拿出了初稿。根據策劃者的修改意見,后來又兩易其稿,及時地送交審閱,但是策劃者遲遲沒有明確的修改意向和具體意見。但到即將定稿付印的2008年1、2月之時(出版社計劃在4月26日全國書展隆重推出),策劃者卻借口書稿學術性太強、議論多,不適合普通讀者,不能以考古為主等,要求大改原定結構內容,甚至要求在結尾集中表現黃河文化的負面因素。同時,悍然提出撤下寫前幾章的作者換上另一位從不沾邊的出版社工作人員,至少將其放入作者署名行列。真正的作者自然堅決抵制了。于是,書稿在調整和定稿前夕,在作者于正月十五如約發出了再次承擔修改的末章的同時,被策劃者當即宣布“槍斃”——退稿了。盡管,出版社領導的愿望是:完成原計劃趕快出書,書稿寫成什么樣不要再強求……
     
    但是,策劃者多次在電話與電子郵件溝通中,不僅強調黃河文化負面因素、整套叢書觀點風格一致,還一再強調不以考古為主,減少考古內容,增加關于伏羲、黃帝等人的傳說等。作者一再申明,史前文明只能靠考古來說明;講域外文明的書去說西方考古成果、說黃河文明的源頭在西方,為什么寫黃河的書就不能談些考古事實呢?策劃者最后發來的修改目錄,明確將揭示黃河文明本源的裴李崗文化、賈湖文化、大地灣一期的彩陶等七個極為重要的小節內容緊縮為“深埋黃土壟的‘穴居’歲月”一個小節,將原稿“傳說中的黃河遠古英雄”一節拓展為“‘三皇五帝’與涿鹿之戰”、“伏羲的創舉與龍的崇拜”兩節,這一章的大標題也改為所謂“河畔逐鹿中的歷史活劇”。在另一章中,策劃者還增加了所謂“不息的世界回聲”一節,要求寫各大國博物館展出的中國文物,在向世界弘揚中國文化。作者拒絕了,說“正如吳儀在一次談判中所說,誰是強盜,回去看看你們的博物館就知道了(大意)”,說這不是黃河文化的光榮。到作者終于明白,自己十分看重的近30年來的華夏田野考古成果,十分看重自己的實地考察所得,恰恰是策劃者執意要忽略或者淡化的東西的時候,已經是書稿被人“槍斃”多日了。
     
    令人十分驚悸的是,在他們已經出版的《世界文明搖籃》叢書中,就有一本議論兩河文明的,居然宣揚2008年中國北京奧運會的會標“中國印”,其最早起源是在幾千年前的西亞兩河地區呢???聯想起宏揚漢奸文化意識的電影《色·戒》得以粉墨登場、吹吹拍拍,西方世界一股抵制和攻擊北京主辦奧運會的反華惡浪甚囂塵上,這些,僅僅是偶然的嗎?
     
    一個拿人民給予的權利生存和經營的出版社,為什么執意要在宣傳大河文明的文化叢書中這樣褒揚西方文化中心觀念,貶斥中華文明的歷史事實和實質呢?
     
     
     
    有人究竟要否定什么?
     
    ——從《走近黃河文明》一書退稿說起(一)
     
                                  軒轅彥  徐海亮
     
    塵埃落定,我們自己找到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走近黃河文明》。由于匆忙與缺乏經驗,書中有許多差錯,甚至不該發生的錯誤。但是對于該書蒐集近年黃河流域田野考古與環境考古的成果,能夠展示黃河文明的獨特進程,我們仍然感到欣慰。
     
    我們現在知道,出版社邀請約稿,卻在臨近付印的第三稿提交時突然退稿違,反常規,甚至是不合法的。一個資深編審這樣做,一定是不得以而為之。與這位大河文明叢書的策劃人之間,我們的確有過多次爭論,表示過在不改變原作思想原則的情況下怎么改稿子都行。但我們終于明白,策劃人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我們要堅持的原則。不過,仍然想不通的是,既然聲言學術自由,文責自負,與我們不同觀念的書已經由該出版社出版,為什么不讓我們的思想也“自由”一下,文責也“自負”一下呢?
     
    顯然問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或者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這是我們不計形式出版該書的原因,在這里將先談一談該書的有關分歧。急于出版,則因為我們提交給邀請寫作的出版社的文字與照片達20萬字之多?,F在出版社已邀人另寫,我們不愿意被人抄襲,更不愿看到的是:資料被拿去為相反的觀點服務——去否定或歪曲黃河文明。因為,任何一種歷史事實,都可以被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審視、解讀,做出另外的甚至相反的判斷。
     
    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看來已經發生了:
     
    2005年夏天交上的第一稿中,寫到2008年奧運會會徽“中國印·舞動的北京”與漢字、印章的歷史關系。而2006年該社出版的《探尋失落的兩河文明》一書第二章前面的提要中有這樣一段話:“應該說,文字的發明,是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對人類的貢獻之一,它使人類擺脫蒙昧,進入文明發展時期,而印章的使用與廣泛傳播,是古代文明和國家交往的見證,也是今天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誰能想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舞動的北京’——中國‘印’形式的最早起源是在幾千年前的西亞兩河流域呢?”
     
    我們寫中國印,的確重在它的歷史淵源,重在它與黃河文明的關系,哪能想到它竟然“源”到了兩河?!這不是考古事實,也不是歷史事實。談到會徽的一章,我們還說到黃河流域賈湖遺址有最早的的刻畫符號(距今年8500年),大地灣是世界上最早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之一,有記事意義的符號發現;被多數學者公認為文字的是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4500年)晚期陶器上的符號。我們還談到傳說,文字是黃帝的史官蒼頡創造的(距今5000年前)等等。兩河流域所見最早的文字距今5200年,為什么我們所舉的這些要置之腦后呢?
     
    而且,為什么偏要去說北京奧運會會徽的源頭在西亞的兩河?!
     
    所以,后來在書中我們專門談到印章形式。距今6500年的江蘇金壇市三星村遺址中,有兩件陶器器底帶有模印徽號的圖案,是用事先刻好的泥模壓上去的(最近的考古發現,中國的印模形式出現于距今7000多年)。這的確比大約距今9000年出現于兩河的、有“簡單圖畫刻在泥塊上”的按壓式印章晚些。但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說印章形式源于兩河嗎?世界上目前所發現的、與文字相近的符號在中國的賈湖遺址,距今8500年,為什么不說兩河流域及其它地區的刻畫符號的源頭在黃河呢?賈湖還有世界最早的樂器呢。
     
    不僅文字與印章形式源于兩河,《探尋》認為中國文明的源頭也在兩河。書中說:“今天,在阿拉伯文明、猶太文明中,仍然可以發現古代兩河流域人的智慧結晶;在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中,也可以感受到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的隱約脈動,這就是兩河文明的魅力所在。”還有,“人類文明最先在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生根,以后又在歐亞大陸和美洲的其他地區生根,那以后,便向四面八方傳播。……不管怎么說,古代兩河流域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源頭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當然不這樣認為。正像不主張最早的人類僅僅出現于非洲,人類起源僅有一個中心,我們相信文明起源發展是多元的、多線的理論?!短綄ぁ匪鲝埖膶嶋H是“中華文化西來說”,它產生于18世紀,早已被中國的考古事實否定。而推崇這種過時觀點的編審竟說,“人家是博士后”,好象真理必然屬于所謂的學位持有者一樣!
     
    關于這一點,留待以后再談。
     
     
     
     
     
     
     
    有人究竟要否定什么?
     
    ——從《走近黃河文明》一書退稿說起(二)
     
                   徐海亮  軒轅彥
     
    “中華文化西來說”講幾千前文明起源的事,與今天有什么關系,值得那么認真嗎?那么,中國80年來的考古事實一再證明,華夏——中華文明是本土的,為什么國內外主張“西來說”者罔顧事實,“癡心不改”?
     
    當初,當我們帶著寫作目的走近黃河文明,當我們依據田野考古與歷史文獻將黃河文化的發展串連成線的時候,才似乎明白:“西來說”抹殺的不僅是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歷史,還是在否定一個獨特人文地理系統,一個獨特的文明演化進程,甚而至于是在傷害一個對整個人類有著普遍意義的文化傳統。說我們的祖先黃帝來自兩河流域沒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對中華民族產生深刻影響的崇龍尚玉、伏羲八卦、中醫藥等文明的根本因素也該來自兩河,但是兩河文明中沒有發現這些。更重要的是精神,是精神空間,比如兩個地區的祖先對待大洪水的態度截然不同。
     
    《探尋失落的兩河文明》一書說:“兩河流域北部的大雨加上山脈的融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最早來到兩河流域創造文明的蘇美爾人對洪水泛濫的恐懼不僅是洪水的周期性,還有不可預見性。蘇美爾人的文學作品中,常常見到這樣的詩句:‘猖獗的洪水呀,沒人能和它對抗,它使蒼天動搖,使大地顫抖……莊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來將它淹沒。’兩河流域人的人生觀帶有恐懼和悲觀色彩,就反映了自然環境的不安全。”“著名的《吉爾伽美什史詩》里,就講述了人類初始時期一個洪水泛濫的故事——諾亞方舟的故事。……”“……近代科學研究也認為,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確出現過一場特大洪水,但要以確切的結論來說明諾亞方舟的真實性還尚待科學的發展和時日。”
     
    中國人的祖先不怕洪水。稍有歷史常識的中國人就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同樣發生于距今4000多年前。不僅是大禹,《走近黃河文明》一書還專門提到大禹治水前古帝少昊之孫臺駘,受命治理汾河水災。臺駘被后人尊為“汾河之神”,今晉中、晉南許多地方都建有臺駘廟。除了大禹和臺駘,不怕洪水的還有怒撞不周山的共工氏和禹的父親鯀。中國這么多勇于治水的祖先,更不要說跟著治水的民眾,難道兩河人類來到黃河流域、文化(包括人生觀)陡然改變?
     
    事實上,在全新世早期、中期,黃河多次大幅度改道,縱橫南北,迭次注入渤、黃海,每次改道都給先民以巨大的災難;還不要說史前發生的巨大天文災難和地震巨災,幾乎把黃河下游一些地區夷為無人之區,至今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發現很少。全新世早期、中期多次出現氣候變異,轉為干涼,氣溫降低,連綿干旱。我們熟知的一些域外文明正是大致在氣候轉變時期消亡的。但是中華祖先在迎接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挑戰中,保存了文明,并把文明推進到新的更高階段。
     
    不僅對待洪水態度不同,對待災難態度不同,對整個自然的態度也與其他古老民族不同,當然還有精神崇尚,比如龍。中外那么多學者天天講文化差異,這些差異難道不正是因為各有源頭、各有“基因”,在各自的土地上出生成長的原因嗎?
     
    叢書的策劃人要刪掉的正是原稿中說明黃河文明源于本土的兩萬多字的考古學內容。我們關注考古,因為考古成果是史前文明研究的主要依據,同樣也是兩河流域文明的主要依據。世界現代考古學的歷史有200年,中國卻只有80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歷史實在太短了。埃及與兩河考古學的歷史近200年了,現在還不斷有新的發現。我們怎么能不寄希望于中國的考古事業?
     
    但是,也正是近代考古學導致了“中華文化西來說”的出現。18世紀,法國人發現了古埃及的一些遺物遺跡,如象形文字等。法國著名歷史考古學家拉克伯里專門著《中國古代文化西源說》一書,認為中國文化源于西亞,上古漢族即巴克族,經西北進入中國。黃帝是巴克族酋長,率族人經土耳其斯坦入中國西北。拉克伯里把伏羲、神農等都說成是巴比倫人。瑞典人安特生,1920年間發現仰韶文化,將其中的彩陶與歐洲、西亞的發現類比,作為了文化西來說的證據。美國、日本、蘇聯等國的一些學者也推崇這一觀點。
     
    在我國,也是五四時期,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史學界生起一種疑古思潮,把中國的歷史縮短為從《詩經》開始,只有兩千多年……。在《走近》一書中,對“西來說”與疑古思潮,已有說明,不再贅述。
     
    但是,也正是考古學事業在復原中國歷史,否定了文化西來說,破除了疑古思潮。1928年,中國人最早的田野考古揭示出商代晚期都城,將文獻中的“殷墟”變成真實,將中華文明的歷史從疑古思潮的認識延伸到了3500多年前。此后蓬勃發展的考古學事業,不斷將中華文明起源的鏈條向前延伸。這也是《走近》一書對黃河史前考古多做介紹的原因。
     
    考古成果那樣豐富,專著那樣多,專家學者多次說明中華華起源于本,為什么包括《探尋》一書在內的許多人還堅守著“西來說”觀點?看來我們還需要繼續深入這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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